文/公元1874
1937年，延安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“桃色案件”。一個隻有26歲便立下赫赫戰功的師團級幹部黃克功，在延河邊用自己的佩槍殺害了年僅16歲的女孩劉茜。這起故意謀殺案處於當時國共合作和嚴峻國內形式的情形裏，熱心圍觀的八卦群眾給出過多種解釋，也成為了早期黨史裏不可忽略的一筆記錄。
其實案件本身並沒有想象的那麽複雜，黃克功20出頭便立下諸多戰功，正在“事業的上升期”；而劉茜則是懷揣革命夢想，年紀輕輕便奔赴延安，尋求真理。那時候延安短時間內聚集了一大堆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青年，裏麵很多都是爬雪山過草地立下不少戰功的“老幹部”；而這些老幹部其實10來歲參加紅軍，年紀都不大，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。延安男多女少，談戀愛、結婚生子都是問題，甚至當時還有紀律，必須符合條件才有資格談戀愛；而很多外地慕名而來的女孩子，換了另一種環境，心態有難免不一樣。
在這種情形下，黃克功案件發生了。它用兩條鮮活的生命，給那個時代的延安寫上了沉痛的一筆。它不是一個單純的“桃色案件”，其實反映出的還是價值觀的問題：衝動的男人不解風情，以為赫赫戰功就能令女人迷戀，投懷送抱；而女孩子卻渴望戀愛自由。分手對於黃克功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恥辱，他求愛不能，卻用結束別人生命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尊嚴，最終喪失掉了，不僅是別人的生命，也是自己的生命。
選擇在這個當下，講述這起曆史事件的《黃克功案件》公映，無論從哪個層麵來看，我都不得不對故事進行深層次的解讀。它看起來像是一個曆史解密的電影，如同過去斯皮爾伯格執導的《慕尼黑慘案》，或者奧利佛·斯通的《刺殺肯尼迪》。這類帶著曆史揭秘性質的電影還是很能引起我的興趣，而黃克功的案件能呈現在大銀幕上，創作者還是具備著一種“接地氣”的思維：當年的毛澤東是要“壯士斷腕”，揮淚斬馬謖；而這個事情放到當下來看，則是新上任的習大大所提的“依法治國”。
國產主旋律電影其實過去一直都有一種尷尬，好像一定要拍得嚴肅死板，不能犯意識形態的錯誤。要說起來，主旋律電影國外也不少，《國王的演講》是，《林肯》也是，其實《獨立日》這樣的科幻片也是主旋律：內核不還是美國精神戰勝世界，更能戰勝外星人那一套麽？隻是我們操作主旋律的思路，還是有問題。《黃克功案件》把這個主旋律題材用了當下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去包裝：首先，謀殺過程變成了懸疑破案題材；庭審辯駁成了法庭刑偵題材，懸疑+法庭對峙，讓《黃克功案件》的娛樂性質濃鬱。
相比那些“高大全”式的主旋律如《建國大業》《辛亥革命》《周恩來的四個晝夜》等片，說這部《黃克功案件》是這類中國式特色的主旋律電影不太對，看的是時候直到最後百元鈔頭像出場，都沒有太把故事衝著紅色主旋律去看。電影的主創還是比較有心，力所能及的把這個需要通過重重審查的故事給盡可能的娛樂化，符合當下年輕觀眾群的口味。比如將雷經天與黃克功的關係，以曾經是恩人與被救人的關係，如今卻變成審判者與階下囚，身份的兌換，顯現出主角在情理與法理間的兩難。而對於我而言，看這部電影還有另一層趣味，使我不得不讚賞他——那就是電影裏出現的胡耀邦的身影。這位比起某總工程師要更加影響我們這幾代人，造福了當下中國的開路者，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，被公媒有意無意的給忽略掉了。而在銀幕上能夠出現他，還是以如此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，實在值得紀念。
以史為鑒，“強搶民女”這種事情，當下未見得就少了。再延伸一步來談，執政者如何處理這類民與官的糾紛，如何保持中立，不偏袒，也是一種執政智慧。《黃克功案件》用七十多年前的一樁舊案來提供了一種樣本，將七十七年前的那幾顆子彈放到了當下的大銀幕上，讓我們警醒。當年還在野的共產黨如此執政，如今快七十大壽了，又該何去何從？ 希望本影評對您的觀影體驗有所幫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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